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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莫言的极限与局限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admin    时间:2012/11/26 10:32:03

    诺贝尔奖之后谈莫言,是时髦的,更危险的。

    但今天并非要赶时髦,却是要冒险来说说莫言和他的《生死疲劳》。

    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莫言此言不虚,《生死疲劳》确实是他作品中将其写作风格体现的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

    两种农民与野猪精神

    《生死疲劳》到底在讲什么呢?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它似乎在说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但又用各种歧义将历史消解;它似乎在说农民蓝解放与地主西门闹几世之间的纠葛,但又像是某些民间故事衍生而来的文学版本;它似乎在诉说“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却又最终把结局落在轮回转世和冤孽奇情之上。这些纠纠缠缠,让它成了一部奇特之书,也成了一步复杂之书。

    《生死疲劳》借用了轮回转世这一佛教和民间文化要素,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但其实这里的六世轮回并非真的在说佛教理论或民间文化,它不过是一个极具容量的叙述方式,如同一枚竹签,方便串起一世人所无法完全经历的历史劫难。西门闹六次转世,分别以驴、牛、猪、狗、猴和人的身份,走过了1950年到2000年整整五十年的中国当代史,把当代农村的种种大事遭遇个便。从西门闹的冤死投胎,到大头儿子蓝千岁的诞生,似乎可被看做由人到非人,最终又重新为人的现实隐喻。这一隐喻不仅是做了几世畜生的西门闹的,亦是出蓝脸外的西门屯其他人的,因而在故事尾部,蓝解放和黄互助在最后终于走到一起,黄互助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做人吧……”

    但继续深究,西门闹转世的象征意义却在于,不论投胎为什么,不论你生在哪个阶段,苦难的命运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最终转世为人,仍要遭受血友病和前世记忆的折磨。西门闹这一形象上,这是否隐藏着莫言潜在的历史观,或者说潜在的“回看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并非新鲜,早在90年代初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就有所体现。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之历史并非如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永远向前进的,甚至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它只是不断的重复,不论谁登上权力的舞台,所演的都是同一出戏目。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蓝脸,如同从我们这个时代穿越到过去的人。作为西门闹的家的长工,他梦想着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这也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土改之后,蓝脸分到了土地,拒不加入合作社,从而成为那个时代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固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也固守着农民的本性,是唯一一个对种种运动毫不挂心的人。但就是这个人,在毛泽东去世,全村人哀悼之时,只有他躲在一处磨镰刀。“他死了,我还要活下去。地里的谷子该割了。”蓝脸身上凝结着悖论式的矛盾:一方面,他坚持单干,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对合作社本身;一方面他对毛泽东的死不像其他人那样哭天抢地,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才是最爱毛主席的,才是最听他的话的。农村合作社政策中的“入社自愿”一条,只有蓝脸把它当做本义来理解和执行,而其他人却都被潮流所裹挟,“被迫”加入到合作社中,蓝脸的存在,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氛围,甚至是与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峙。

    蓝脸和西门闹,相互纠缠着构筑起两种互为悖论的农民形象,西门闹式的无限循环和蓝脸式的一竿子到底,也正是中国农民在当代政治中的两种基本姿态:要么跟随政治口号成为迷狂的运动主体,要么完全退回和固守农民式的个人主义。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见多了西门闹式的形象,也见多了金龙、洪泰岳类形象,却很少看到如蓝脸般人物。因而,蓝脸的文学意义,要超过西门闹,这是《生死疲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相比较其他以中国当代史为题材的小说,《生死疲劳》的意义还在于,当大部分小说家试图以一种传统的史诗性结构来重塑中国当代历史,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莫言的写作则始终坚持着另一种接近历史的方式--通过精神病般的呓语狂言式叙述达到历史真实。这种疯狂的、不受约束的叙述,自莫言的《红高粱》已经开始,一直绵延至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莫言的这些小说,把主流历史观点、民间野史记载、个人记忆和作家的想象交织在一起,重构了一个历史空间,比那些以历史来写历史的作品,更具有可读性和可阐释性。

    但不论是莫言还是其他人,几乎所有写到当代史,特别是文革的作家们都忽略了一些问题:文革和各种运动究竟是如何在普通人中间发生的?老百姓究竟怎样被一夜之间驯化为盲目而疯癫的革命者?比如西门金龙,他究竟是要出人头地、建立权威的原始冲动,还是想通过染红而脱去地主后代的皮囊?文革之后,这些人缘何又一夜之间消除了自身的政治狂热儿转向了对经济的狂热?反而是洪泰岳仍留在疯狂的历史遗迹里,至死没有出来。难道除洪泰岳之外的人们,经历合作化、文革等政治运动,仅仅是发了一次精神热病,发过即痊愈?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中国当代历史所经历的大跃进、合作化、文革等运动,绝非只是领导阶层的政策使然,还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等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联系的细微和深刻之处,当代小说的挖掘显然并不够。历史与生活,永远既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只有宏大叙事,而必须建基与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之上。

    莫言没有在书中回答这些问题,又或许他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但他写到了另一种理想中的精神,蓝千岁在说野猪刁小三时曾感慨:“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的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装嫩伪酷的时代所缺少的。”历经六世轮回的蓝千岁的感慨,似乎正是莫言的感慨,他既不认同过去,也不认同现在,他崇尚另一种山林野猪般的原始精神。莫言对野猪的精神礼赞,昭示着一种奇特的观念: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反驳。这一点,直接接续着他的成名作《红高粱》,甚至比《红高粱》走得更远,从人的野性到了动物的野性。

    把《生死疲劳》放在莫言的作品序列中,它并不多么特别,其叙述方式也没有脱离莫言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型。《生死疲劳》《酒国》、《蛙》、《四十一炮》等都使用了同一种叙述模型,也就是脱胎于中国说书传统的对话式结构,无论这种对话是两个主人公的,还是主人公与现实中的莫言的。这些小说里都设置了或明或暗的讲述者和倾听者,尽管他可能让叙述主体不断变化,但小说的整体叙述语调却始终不脱讲述状态。但是,这种小说的对话只是结构上的,并非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对话。莫言的小说,并不像传统的十八九世纪小说那样塑造人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有形象而无性格,因为故事的离奇、语言的繁复已经完全盖过了人物自己的声音,作者的特点压制了人物的特点,这既是莫言小说的精彩之处,亦是其缺憾。

    从莫言大量使用这一基本对话结构模型上来看,他的文学探索在形式上似乎似乎陷入到了一个困境:究竟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承载他近似疯狂的文学想象?从《酒国》里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以文学爱好者的习作,到《生死疲劳》中的“莫言”和“莫言”所写的“小说”,再到《蛙》里作家与日本教授以及作家的话剧,现实中的莫言似乎无力以一个单纯的文本去讲述故事,或者说无力以在一个文本内部写出他所要写的东西,而只能通过多重文本的交织、互文来构造文学世界。

    《生死疲劳》出版后,莫言在新浪访谈中说:

    为什么出现莫言这样的跳梁小丑一样的来回折腾的人物。像这部小说里面,本身有对话关系,有西门闹最后转世成的大头婴儿,他在讲述自己在畜生道里,不断的转轮回的故事。他在畜生道轮回的时候看到人世间的蓝脸他们的故事,也通过他来讲述出来。跟他构成对话的是在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也参加讲述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蓝解放。他们两个之间构成了互相对话和互相叙述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用这两个有限制的个人视角,依然会使整个的故事当中出现很多难以顾及的死角,他们两个不能构成全知全能的视角,但加入了莫言的小说,很多地方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弥补,拾遗补缺,填补了很多漏洞。莫言就是经常拾遗补缺是一个串场的角色,由于这个角色的出现,小说有了多义性。莫言的出现,莫言小说的出现是丰富了故事,使这个故事具有了多义性。同时也消解了故事,一些所谓很严肃的故事,用这种方式把它消解掉了。

    这段话,印证了上述论点。换句话说,莫言必须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故事,如果叙述主角的设定限制了视角,他就会引入其他人物来保证视角的全面,因为全知全能的视角能规避掉故事讲述时的逻辑、情节障碍,当叙述主体不能讲述,或故事无法弥合之时(如《生死疲劳》中的蓝解放和蓝千岁),另一个半虚构的角色“作家”(如《生死疲劳》中的莫言)就出现了,他填补了所有空白之处。莫言之全知全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是通过增加多个人物和多个视角来实现故事的完整性。

    莫言总是以“莫言”的形象,在自己的书里“转世轮回”。其小说中写到的“莫言”总是丑陋行为古怪的猥琐之徒,无论是《生死疲劳》中的,还是《酒国》中的,作家莫言为何一定要把这些人物命名为必然引发互文的“莫言”?又为何一定要把他写的世俗?“莫言”成了故事裂缝粘合剂。但也正是这个融合着虚构和现实的“莫言”,在增加文本含义和可能性的同时,也撕裂了小说的整体感,消解了文学文本的思想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莫言一方面以狂放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文字构建历史时空,一方面又用这些随意的插入片段拆解它,让它始终难以形成自足。这就使得莫言作品中对历史和政治的描述,总是涂抹着一层戏谑的色彩,他刺向历史和政治的长剑总伴随着“别当真”的笑语。我们无法判断,莫言针对政治发声,然后再用文学手段去弱化它的现实性,究竟是出于他的文学考虑,还是出于现实考虑,但这种穿插确实让小说在内部多出另一种吊诡的声音之外,也让小说的思想性减弱了一分。或许,莫言有一个野心,就是把自己的所有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勾连成一个枝蔓庞杂的小说王国,一个并没有整体逻辑的王国,这既增加了他的文学的复杂性,给研究者创造了许多难以清晰破解的迷雾,也让他的文学面貌变得模糊。

    有人曾以狂欢化理论来解释莫言的小说,他的小说内部确实充满着驳杂和多义,但我以为,狂欢的并非是莫言的小说,反而是莫言自己,莫言在写作中有一种创作上的迷狂,他对自己的笔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抓大放小,毫不约束,他完全顺从与自己的想象,而无暇顾及其它,因而他在达至极限的同时,也触摸到了自己的局限。莫言自称43天写完《生死疲劳》才是可能的,当他构思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创意后,历史记忆和现实景象主动涌入莫言的基本叙述结构中,开始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生成。在这个过程中,莫言自己也是一个读者,一如我们,一如他借蓝解放之口对蓝千岁叙述的评价:“他叙述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时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的俘虏。”莫言也是他小说的俘虏,他在写作中痴迷癫狂,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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